在香港,寻找黄家驹和他的光辉岁月

昨天，也就是6月30日，是Beyond灵魂人物黄家驹在东京意外事故中去世的第24年。这些年来，Beyond受欢迎的程度并未减弱，相反，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Beyond，认同他们歌中的表达，那一种真诚的“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

本刊曾在黄家驹去世20周年时派记者走访香港，探访他的生活和创作，以及他背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印痕。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5期封面故事。

同时代的多数歌星都已经消失了，就连粤语歌也在全面式微，孩子们还唱着他唱过的歌。可是，黄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

黄家驹

走在黄家驹的香港

在香港找寻黄家驹的足迹并不容易，尽管地铁里的纪念黄家驹的演唱会的“驹歌”海报巨大，海报上写着“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也让人心动，可是继续找下去，就会发现处处荒芜：黄家驹和他的兄弟黄家强长大的苏屋邨正在拆除；他读过的中学已经被一家崭新的酒店所取代；唯一重要的纪念场所，是黄家驹的墓地，正是6月，他出生和死亡的月份，堆满了歌迷送来的花束。

去遥远的将军澳华人永久墓地寻找黄家驹的墓地，光是爬山路就是一个多小时，远处是海，墓地是在规整的山头上，足足有几千座之多，看着心里发慌。疑心很难在这成千上万的死者痕迹中找到黄家驹的墓地，可后来发现担心多余，远远的山头之上，墓地的负责人用蓝白色的涂料在他那块小空间里刷了一遍，加上大堆的花束，并不难寻找。

一个黑衣服的女郎肃穆地站在墓地，她是一位宁夏歌迷，1986年出生，小时候只模糊地在电视里看到过黄家驹去世的消息，可是上初中的时候成了Beyond的歌迷，迷到了每次来香港只有一件事，就是来黄家驹的墓地祭拜，这次是6月10日，黄家驹的生日那天深夜到的。从宁夏出发来香港，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从银川出发去西安，要在机场等一夜，再飞往深圳。两天颠簸才能到达香港，拉着行李走到墓地的时候，正好有歌迷群在献花，黑夜里的花束只能依稀闻到芳香，对于迷恋者，这是每年不可少的仪式。

每年的6月份都会有各地的歌迷前往墓园祭奠黄家驹

她的正职是模特，所以自由时间比一般人多，走到墓碑后面，拿出香来，给每一位前来拜访的歌迷。墓碑是白色大理石的，顶端是一块雕刻的吉他，这是新墓碑，2009年，墓碑曾经被人恶意破坏过，白色的大理石遭到划损，当时黄家强受到指责，说他对兄长的墓碑被毁坏毫不关心。可事实上，黄家强很伤心，用各种原料来去除上面的污痕，可是无效。最后只能换上新墓碑，墓碑上的照片倒是老的，家强家中也放着同样的照片，戴着耳环的黄家驹，面带着微微有些孩子气的笑容，定格在他的年代里。黄家驹的朋友刘宏博告诉我，那样也好，他们不能想象家驹老了是什么样子，他就活在31岁里，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永远是那个模样。

自从乐队诞生起，是与非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大概唯一的快乐时光，应该是尚不出名的练歌时代。那个练习唱歌的地方还在，歌迷们心目中经典的“二楼后座”，也是黄家驹去世后，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名字。

我们去到“二楼后座”找寻黄家驹的影子，不过比较艰难。这里是一条卖花草的市场街，香港人叫“花墟”，优美的环境改变不了周围的人的烦躁，他们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晤知，晤知；更有横眉冷目的人说，不要来。

“二楼后座”外面的街道，香港人叫“花墟”

Beyond的成员叶世荣对我们说，上世纪80年代，乐队在这里练习的时候，“敌对情绪”就比较浓，因为乐队的排练实在太嘈杂了，吵了周围的邻居。这里是叶世荣的祖宅，是他祖母的物业，当时叶家出租了一部分，其中一小间给他们做排练房，也就是香港人所说的BAND房，叶世荣记忆中，当时的房间很小，因为其余的几个部分出租给房客了。

当时乐队还偏重金属和硬摇滚范畴，而且一练习起来就忘记了周围还有房客。有位房客老伯，他们管他叫“石山佬”，因为他爱玩假山石。老头一生气就来拍门，大声呵斥他们，叶世荣为了讨好老头，送了他一台旧冰箱，可是老头还是照旧来拍门，气坏了他们；还有警察接到投诉上门的，乐队安静了一小会儿，结果忍不住又拿起乐器排练，警察这次坐下不走了，聊了会儿天，发现也喜欢摇滚，结果开始听他们排练了。

慢慢地乐队有了乐迷，他们守在楼下。乐队买了外卖，外卖拿进来的时候，发现楼下已经有乐迷付了钱。这批乐迷，后来成为乐队最忠实的支持者，即使他们已经长大结婚成家，也没有放弃乐队，许多人的孩子现在也是乐队的乐迷。

乐队慢慢知名，不过还是没有钱，黄家驹和叶世荣他们几个自己动手装修房间，没有经验的他们直接用手和水泥，结果手差点废掉，因为水泥的腐蚀性很厉害；黄家驹去世后，这里被叶世荣改成了录音棚，名字就用“二楼后座”。

Beyond最早排练的地方“二楼后座”

坐着极古老的电梯轰隆隆上去，拉开铁拉门，门口挂着的乐队海报算是Beyond的标记，其余就没什么了，旁边是旧宅改造的廉价钟点房，倒还比这间有纪念意义的BAND房光鲜些，不过叶世荣并不在意，他说，这里留下来，就是薪火相传的意思，现在他，还有和他学乐器的学生们都会使用这里，这里是Beyond的平民精神的象征。

至于黄家驹和黄家强长大的苏屋邨则正在拆除中，我去的那天正逢香港暴雨，山上的泥水会聚成河流，更显得整个楼宇摇摇欲坠。不过，苏屋邨并非贫民窟，这里是政府公屋，60年代是香港普通市民的住宅，黄家驹的父母是一般市民，不富裕，可是也并没有多么穷困，是那个年代的一般家庭。

黄家驹儿时居所附近的街道

黄家强回忆，自己和家驹是家中最小的两个孩子，上面还有兄弟姐妹，都比他们大很多，他和家驹的童年娱乐，就是去后山上烤红薯、抓草蜢，包括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零钱，找到了就去游泳，当时游泳池的票钱是港币三毛，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就差那一毛钱，所以要在家里地毯式的搜索。

黄家驹姐姐的一段回忆，更能显示黄家驹的性格。他热爱的热带鱼跳到了楼下修车人的摊上，修车佬将之占为己有，并且逗前来索取的家驹说：跳到我家，就是我的；黄家驹一时生气，把修车佬的车胎从车上拿下，说：这也在地上，也被我捡到，算是我的吗？修车佬只能把鱼还给了他。黄家驹后来被称为“黄伯”，就是因为他会说道理，不少和黄家驹交往过的人觉得他为人处世圆融大方，并不是想象中摇滚乐手那么孤傲。

黄家驹（左）和黄家强兄弟在练琴

因为比黄家强大，所以黄家驹的兄长性格慢慢形成，他特别会照顾黄家强，以后发展到一切乐队成员。黄家强回忆说，家里的责难，比如玩乐队荒废学业啊，比如乐队噪音骚扰邻居啊，母亲都会去责难兄长，落不到他头上；黄家驹的会照顾人，体现到叶世荣身上特别具体，他是鼓手，本来不该他唱歌，可是当Beyond乐队刚红的时候，黄家驹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更多发展，一定要叶世荣在他们拍的电影里面唱一首歌，自己帮他写这首歌曲。黄家驹就是那种大哥型的人，一定要罩着周围的人。

跟黄家驹交往的条件是，尊重他，他是个开朗而有幽默感的人，和谁都能说一大堆话，可是如果发现对方不够尊重他，他的态度会立刻冷下来，会开对方的恶意玩笑。叶世荣说，现在想起他当时的那些笑话，还是觉得很滑稽，不过，他的话大多有道理，并不是空说说而已，自然而然地，黄家驹聚拢了一批玩音乐的人，成了乐队的灵魂人物。

忧患从何而来：香港的乐与怒

90年代在北京音乐台做“香港风景线”的奚志浩是在香港街头遇见尚未成名的Beyond的。他对我回忆，那时候他只是个爱音乐的16岁少年，喜欢逛唱片店，某日在汇丰银行对面的草坪上休息，看到四个长发青年向他走来，表情却很友善。“他们的气质，一看就是文艺青年，肯定不是那种卖保险的。”所以，他很愿意和他们对话。

Beyond乐队

几个人的名目是做音乐调查，问他爱听什么类型的音乐，买什么磁带，喜不喜欢摇滚，最后拿出自己的演唱会票子，只要10元一张，在一个不甚知名的礼堂明爱中心举办。奚志浩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因为在见到Beyond之前，他和多数乐迷一样，几乎不知道本地有自己的摇滚乐队。

那是一场让他难以忘怀的演唱会。当时尚无大众知名度的Beyond却已经有了不少少女歌迷，因为她们特别喜欢尖叫，从头到尾没有停息。并且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常常被侧目，后来传媒索性给她们一个代号“妹妹仔”，代表某种不良文化，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群叛逆的青少年，对本港出现的反叛乐队有种本能的热爱。

不过少女歌迷并不是Beyond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成功的，还是乐队和社会的某种共鸣，这种共鸣，从乐队开始成立起，就有了模糊的迹象。奚志浩分析，当时摇滚乐队开始大规模出现，是因为香港面临的问题太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97即将来临，大批人开始移民。周围的人谈来谈去就是如何脱离这个岛屿，所以摇滚乐队的音乐大多是冷硬的社会批判，歌曲中的情感很是凌厉。“可是黄家驹不一样，他和他的乐队带给人比较暖的感觉，就像他们早年成名的那首《永远等待》一样，他们也愤怒，也出离，但是他们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传递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和黄家驹有很大关系。当时香港乐坛将唱摇滚的一律视为叛逆青年，觉得他们长发飘飘，都和主流社会脱离，不爱上学上班，只喜欢过自己的疯狂日子。可是Beyond乐队中，除了黄贯中承认自己小时候算是个叛逆少年，其他人从小到大都过着很正常的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众人眼中的不良行为。梁翘柏说，最不良的，也就是不好好上班，去海边沙滩上裸泳，弹吉他，让周围的少女们尖叫着走开，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高中时代的有型学生“王子”黄贯中

黄家驹的姐姐回忆，她告诉过家驹，音乐不是自己玩的，还要被更多人接受，只有大众接受了，才能进一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黄家驹和一般的摇滚青年不同，他愿意走进主流乐坛。黄贯中回忆，当时很多摇滚乐团，觉得除了摇滚别的音乐都一钱不值，可是黄家驹告诉他们，要让乐队能走下去，就得做一些流行上口的作品，音乐有不同的态度，除了愤怒，研究也可以啊。黄贯中说他听了茅塞顿开。

乐队在1984年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主流，首先是乐队成员剪了长发，变得更乖巧了。黄家驹也不再是那个满面青春痘的年轻人，他变得热爱护肤，讲究形象。刘宏博说，有阵子家驹整天讲究护肤，在后台和交换做面膜的心得。后来Beyond的主要词作者刘卓辉也说，他和黄家驹去北京演出，同住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男人也用这么多的护肤品。

Beyond成员一同荡秋千是难得的轻松时刻

不过，家驹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刘宏博说，他因为从内地出来，知道很多内地的事情，当时的香港青年，很少有对内地发生真正兴趣的，即使提出问题来，也都是表面的，可是家驹不同，他俩在一起，除了谈音乐，就是谈大问题。从永恒是什么，到中国究竟为什么落后，都在他们没日没夜的长谈中，家驹当时的女朋友嫉妒了，说刘宏博和黄家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要多很多。

80年代中期刘宏博回内地，当时内地还比较落后，坐飞机在空中看黄河、长江，并没有多少兴奋感，反倒觉得像伤痕，一回到香港，家驹就拖住他，让他谈对内地的感受。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家驹说了，家驹忙碌了几天，做出的音乐，就是后来让他们真正登上流行榜的那首《大地》。

黄家驹那时候在想什么？刘宏博说，他似乎和外界关系很疏远。香港乐坛流行什么、电台每日讲什么，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作词作曲，有种浓厚的苍凉感，也很慈悲为怀。他的脑筋，不在香港，一会儿在北极，一会儿在中原大地，他爱读唐诗宋词，完全与香港流行文化迥异。要不是来自北京的背景，他觉得自己也很难与家驹做朋友。

黄家驹显然有以世界为家的情怀，香港束缚不了他，出名也没有改变这点。1991年，家驹和慈善团体去了非洲，写了两首著名的歌曲：《光辉岁月》，；还有《Amani》，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呼吁世界和平。同为作词者的刘卓辉后来写道，看了这两首歌词，他觉得黄家驹就是天才。朱耀伟说，他发现黄家驹的歌词，在后期越来越好，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法，不再为外界的戒律所约束。

1991年9月在香港红馆举办“生命接触演唱会”时的黄家驹

香港乐坛慢慢接受了这位“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的代表乐队，情歌虽然还是乐坛的主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不满，开始呼唤亲情、友谊，乃至社会平等、世界和平的歌曲开始有了容身之地。有人分析过，乐队在香港100首流行金曲中上榜的6首曲目，全部与爱情无关，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并且坚守公义、道德和理想，所以一直流行到了今天，这和黄家驹的个人思考有很深的关系。

除了歌词，黄家驹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1988年，作为香港摇滚音乐的代表Beyond来到北京开演唱会，当时音乐台的主持人朱云去采访，发现这乐队怎么这么不摇滚啊，看上去很乖，穿着也普通，不过很快，她看见了黄家驹的特殊性：“他很聪明，很稳重，乐队由他来回答问题，虽然不叛逆，但是注定是会红的那种摇滚乐队。黄家驹身上，有点摇滚，有点华丽，有点批判，有点理想，单项可能比不上别的乐队，但是组合起来就高人一头了。说到嗓音，他也会扬长避短，不够高，就用特殊唱法，你比如说那句出名的持续的‘欧’，就很聪明。”

他真的穿着很普通，以至于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武警不知道他就是主唱，不放他进后台。后来他们的形象才慢慢改变，刘宏博出了不少主意，让他们戴些首饰，很东方的标志，不日本化，慢慢地成了日后我们熟悉的形象。

从早期的简单造型到后期的时髦造型，黄家驹的形象变化很大，但不变的是音乐精神

那次演唱会，刘卓辉一直跟着。当时的北京还不太开放，黄家驹他们的行动，时常受到主办方的制约。有次调音还没有好，主办者就催促乐队上场，并且非常严肃地说，如果推迟5分钟上场，骚动出了问题黄家驹要负责。可是他坚决不上场，一直到音响全部调好。他是个要求完美的人，容不得自己出错。那次，他还用普通话演唱了《一无所有》，也见到了崔健。

不过，崔健对他的印象不深刻，那是黄家驹尚未完全长成的年代，1988到1993年，他生命的最后5年，是他的音乐才能全面爆发期，整个乐队以他为主一共写了500多首歌，现在拿出来唱的有100多首，还有大量没有发表。这些发表的里面，多数经典流行到了现在。

不过他成为主唱的最关键原因，是他嗓音里的热情。刘宏博说，家驹几次失声，消了炎之后，每次都比以前更沧桑，也更雄厚，他会给自己的嗓子注入特殊的力量，因此特别有感染力。黄家强的嗓音和他很像，可是，黄家驹去世后，乐迷还是觉得，他的那种特殊是无人可以模仿的，即使弟弟也不行。

黄家驹

多年之后，他自己去青海游玩，在一个破烂的长途车里，听到司机大放黄家驹的歌曲，这时窗外阳光灿烂，他说家驹在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认真听过乐队的歌曲，因为就是听听大样，正式发行反倒不太会认真听了，可是这次，他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流眼泪。

他的疑问，和我们在墓旁遇见的歌迷一样，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