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上海的保姆价格迅速超过了香港?

我有一个花三十几万学费读 MBA 的学生，但雇不起保姆。这是因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保姆的工资达到了 8000 元左右，是香港保姆价格的两倍，甚至远远超过了部分大学本科生甚至硕士生的待遇。

而个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需求没有供给。现在中国大城市里的人口结构其实是不合理的，缺少大量从事低端服务业的人。

在美国大城市的人口结构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而且，一个高端人才（比如高科技人才、律师和医生等）来到城市，一般会创造三个就业岗位（超市收银员、家政服务员和餐馆服务员）。

但对于中国，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初中以下的人。所以，高素质人才很可能因为生活所需的服务成本太高，离开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转而去香港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城市。这不利于上海、北京等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中美两国城市人口结构对比。实线代表美国的大城市，虚线代表中小城市，横轴可以理解为人的教育水平，纵轴是分布。可见，基本上在两端大城市分布会突出来。而在中国（右图），中国的大城市（实线）的人口技能结构基本上往右偏，左边没有多出来。

其实这个道理和保姆是一样的。因为你吃的面那个成本不是面的价格，是服务的价格。在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在提高这个成本。当我们这个成本提高了，你的收入在什么水平上？以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上海为例，现在人均收入也无非就是香港的 1/3 ，你怎么去竞争所谓人才呢？

从个人角度来讲，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社会资本，会从你在乡村社会里互动范围仅仅是村民，基本上是基于习俗的，（转变为）基于一些非正式制度。比如（人处在乡村社会），今天你欠了我点钱，我也不好意思让你还了，也许明天我要向你借钱了。但是人处在陌生的社会，你今天欠我钱，不好意思，你必须要还我。

最近网上一个帖子，“为什么要逃回北上广？”相对来说大城市的制度比较规范。道理就在这，大城市的制度是建立在陌生人基础上的。（比如）大城市 AA 制，吃完饭下次就不再见了。

从农村角度讲，对于进入到大城市的农村居民来讲，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部分人，年轻可能在农村生活和出生，长大以后在城市。最大的转变就是要学会尊重制度。包括最近山东出现的在高速公路上暴走，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社会必须要求通过法治来规定高速公路上是不能走人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模式还是停留在一个农村社会里，我行我素，而且我还可以穿着反光服在高速公路上走，不尊重制度的方式，我们没有学会尊重城市里的新规则。

从城市角度来讲，必须要看到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和必然性，包容性特别重要，不管你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是公共政策制定，一定要消除掉身份的概念。恰恰是在农业社会，身份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我的习俗来进行治理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干了坏事，我就把这个东西作为判断他的一个标准，年轻人干过坏事，估计以后也会干坏事。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今天如果干坏事了，我可以重新来过，没有人认识我，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东西。

我们今天城市居民的思维方式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又在这个问题上出问题了，我们总给人贴标签，比如农民、农民工，现在一出现什么事情，电视上的报道就是某某安徽籍、江西籍的农民工怎么怎么了，你报道事就报道事，你管他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人，难道城市人的犯罪率就比农民低吗？

不要相信技术会减少面对面的机会。

很多人都认为信息技术的改善会让城市扁平化，密度变得不重要了。原来很多需要面对面开展的活动，现在都可以借助科技来实现了。比如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原来我们需要见面，现在需要打电话，微信，甚至可以直播，都可以实现了。

这个存不存在？存在。但是是一种局部的思维，你只看到信息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对于人类某一些活动的取代，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它很可能跟面对面的交流之间互补性大于互替性。

信息科技不仅会使得密度变得不重要，而且会使得密度变得更重要，你看人类活动，越是当信息技术变得发达，以信息、知识、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那些产业，在整个人的经济活动当中所占的比重就越来高度，而这些活动需要在哪里开展，就需要在面对面最方便的人口密度高的那些城市开展。

现在信息科技进步这么快，人口没有离开大城市，反而在往大城市集中。人都是重新回到市中心。他们难道不知道市中心的房价更贵吗？他还要回去。说明什么？说明他从面对面交流当中所获得的收益是高于他所付出的更高的房租成本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互补性大于互替性。

纽约和伦敦提供了城市人口结构的一个参照：全世界范围之内普遍存在大城市越来越大，而且人还在不断向大城市集中这样一种现象。

我把全球城市称为移民的城市，纽约截止到 2008年， 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其中有 48%的纽约人在家里是不讲英语的。伦敦在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里，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是37% ，这个数据跟纽约的数据非常接近。再看外籍的情况，纽约的居民目前的常住人口当中，外籍的居民24%，请注意这个外籍的籍是国籍，不是户籍。

我们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40% ，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应该在纽约和伦敦去说外国人太多了。可是它没有这样说。我们再来看肤色，白种的英国人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超过50% ，现在下降到50%以下了。也就是伦敦已经成为一个非白色人种的居民占到主导的这么一个人口结构。”

中国的实证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客观上是在向沿海地区、大城市包括中西部的省会城市附近集中。这是经济力量使然。

可惜的是，我们在做公共政策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城市人口的大型化是有客观规律在背后驱使的。

那一个国家里城市人口到底多少是合适的呢？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有多少，跟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多少是有关系的。

通过对142个国家的总人口和最大城市总人口的数据分析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的上海，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口太少。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的事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真正能够引领中国，成为代表这个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一起同台竞争，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你首先要吸引的就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你的人口结构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全球城市的建设跟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这是陆铭和陈钊收集的全球142个国家的数据，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国家，横轴代表这个国家的总人口，纵轴代表这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两者高度相关，拟合程度用R平方来看，如果是单变量回归，达到85%，而且没有什么内生性的问题。可见，上海偏离黑线太远，说明上海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发展里总是讲这些人来了以后给城市造成多少问题，拥堵、污染。

首先，城市这些问题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吗？如果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为什么在西方的发达国家的发达的城市，会看到在人口增加几倍的同时现在也不拥堵也不污染，你应该看到拥堵污染成倍增加等比例增加才对。

其次，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这些问题是由于人多导致的，你把年收入 100 万以上的人都赶走，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他要开车，要住大房子，他在公共资源里占的是比较好的公共资源，你把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赶走，保证城市不拥堵了。你先把低端的人口，卖油条、卖菜的这些人赶走了，这些人在住大房子吗？这些人开车吗，他甚至连地铁都不乘，你把这些人赶走了能减少多少城市病？从逻辑上想想，都觉得现在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有问题的。

在去全球化的世界，今天好像全世界要退潮，中国恰恰是要发挥大国人口的优势，来利用这个城市的规模经济，要把人口当做资源。有效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相结合，应该是让供给更加适应需求，同时公共服务从人类发展的未来和全社会的普遍经验来讲，要讲究公正性、公平性，不能把公共服务作为特权给予具有特殊身份的，比如本地户籍人口，那个不是公正的市场经济。

如果一个城市想要提高竞争力，又该怎么做呢？

现在市场经济了，你希望吸引人才的话，这个人才都是用脚投票的，他都在选择我在哪一个城市居住和工作。如果你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还是留下，就看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我的收入（包括环境美好等因素），我在这个城市能挣多少钱，第二个变量是我的支出（包括通勤时间等），如果我的收入超过支出越大，这个城市对我的吸引力会越来越高。

在支出这一端，有两个支出是最重要的会影响到我们在一个城市生活的成本的，其中一个支出是住房，还有一个支出是服务价格，这两个支出的成本其实都跟我们这个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是有关系的。

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人口流入是收紧土地供应的，随之房价就上去了。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我们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或者叫消费性服务业。我们在生活里，你收入越高，你是不是越要到餐馆吃饭，你要雇保姆，这样的工作谁在做，就是被你称之为歧视性意义的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