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到香港教书，一呆就是二十几年。香港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二十几年，加上在1980年代后期在香港大学读研究生的时间，我亲历了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回归，然后看着香港一步步走到“占中”，再到打着“本土”旗号搞的团体出现的今天。
近来，香港经济眼见越来越不行，各种指标——包括港人常常引以为豪的“自由经济”竞争力排名，开始下跌。甚至，我们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标”也在下滑。比如，下了飞机等行李的时间越来越长，各种消费服务越来越贵且质量下降——在一个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个新电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图之不二之恋》，居然断片10分钟（这是我在香港居住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
当然，我的这种描述，比起最近见到的常住广深者所撰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轻描淡写得多了。在他们看来，：经济上，在制造业离开、又没有高科技接力发展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地产和服务业，已经无法有未来；，因为被西方长期洗脑，，更无法与内地融合；民众眼看着被大陆赶超，仍然孤芳自赏，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结论是：回头是岸，与深圳联手发展一个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象力的明天。
我以为，他们的确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内地很多人对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过指日可待（就是这个词所内含的心态）；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药。但我觉得，这不是香港的现实，而是对香港的偏见。而这些典型的偏见，来自他们可以看到的关于香港的报道及他们短期到访香港留下的印象。作为一个普通的、久居香港的市民，以及比一般香港市民更了解内地的学者，我想与大家聊聊我对今天香港的认识与看法。
先谈内地朋友最关心的经济方面。
按内地的习惯，我先从GDP说起。2014年，人口730万的香港的GDP是2910亿美元，人均GDP（PPP）是52,552美元 [对比：新加坡78,958美元，上海29,156美元（2015年PPP），北京30,241美元（2015年PPP）];没有找到深圳的可比数据，但深圳南山区2014年的人均GDP高达49,000美元（如果用PPP算，高过香港）。
香港过去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虽比中国大陆低不少，徘徊在2%到5%之间（2015年为1.9%），但纵观过去40年，香港经历了制造业带动的经济起飞、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主导结构的平稳过渡、新结构下再上升这样三个阶段 （见图一）。数字也清楚显示，香港经济起伏是外部经济决定的：每每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比如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香港都跌个底朝天。但从较长的时段看，香港在自己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内地以后，一直依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向上，特别是享受了“自由行”消费带来的直接收益（后面再细谈）。
其他一些指标，例如百分之三的失业率、百分之四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为33%等，皆显示出，香港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很健康的，尤其考虑到她已成为一个发达水平的经济体，在如此风高浪急的十年中继续以2-4%的增长率前行，已经很幸运。
香港国民生产总值(GDP) 总值（线状）与增长率（柱状）历年变化
那么，我们在香港和在大陆的人，为什么都感觉香港经济不行、看不到前途了呢？
我觉得有以下原因。
我们通常会将香港与新加坡和中国内地（或其中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广州）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就是香港在爬行，新加坡和中国内地的主要经济城市都在猛进。比内地城市经济增值慢，好解释，一句话，发展基数不同。
与深圳比，深圳有一个非常棒的方面，就是把高科技、互联网经济搞上去了。这两点，香港根本不是对手，主要在于，从一开始，两者就没有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就像一个是世界游泳新冠军，另一个是帆船赛明星。香港没有庞大的互联网市场是事实，香港政府没有及时投入去发展IT也是事实。
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把新加坡放进来一起比——从本世纪开始的15年，新加坡把香港甩了一大截，人均GDP竟然高了近50%！为什么？直接与根本的差别，就在新加坡有很强的高科技产业和石油加工工业，而这两个行业的产品在过去十几年间都越卖越贵，新加坡币对美元也越升越有（直到最近才回落了一些，而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
与此相反，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旅游，游客还越做越低端（自由行逐渐从中国大都市开放到二三线城市，这里的内地游客消费支出主要在购物，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观光，见后面的讨论），香港话叫做“旺市不旺财”。
港口也是，越来越多的是低收费的中转集装箱（从2000年的占总吞吐量的30%增加到2015年的70%），陆路直运的高收费的生意，以及在香港有开箱物流增值服务的转口贸易箱，都越来越少。一般老百姓未必注意到，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经营商和记黄埔，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就把其香港葵青码头的主要股份卖给了迪拜港务集团。
也就是说，香港虽以其非常高的效率处理着增加的流量，但每个单位的流量（集装箱）带来的增值却越来越小：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进入了效益递减的通道。这其中，间接或称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转型发展高科技的年代，没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样，在政府引导下，整体投入并向着新经济转型。
不可否认，不论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香港政府都没能下决心改变“积极不干预”政策，因为该基本“市策”被认为是香港过去经济成功奇迹的基石之一，直至去年梁振英提出将这个政策调整为“适度有为”。过去这么多年坚持该政策的结果，就是市场（其实就是主要投资者或本地大资本家和财团）不认为香港会在高科技等明日工业中有前景，因为香港是这样一个缺少研发传统的经济体，而这类工业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扶植，于是资本便选择走向中短线回报最好的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以及将大量资金投放到中国内地以及近来的东南亚、越南等地。
这样做的后果，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先说显性的。
香港过去这二三十年，没有再出现哪怕一个新的大企业，但却聚集了大量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特别是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的）。而原来的大企业，比如和记黄埔、新鸿基、东方海外等，则主要到中国内地或其他国家投资，中小企也成批涌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业，去挣政府出口退税的钱。
慢慢地，香港本地企业的宏观结构特征，导致越来越少的晋升机会。同时，香港需要到内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很多富三代们甚至90后们，总体上都不愿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而宁愿留在香港做些有一搭没一搭的事情。每年升职机会不多，但跳槽的人很多，据称也是人们对今天社会不满的起因之一。
另一个更显性的变化，当然是旅游业从满口日语到“驱赶蝗虫”。铜锣湾的著名日本崇光百货公司（SOGO），在1990年代，要求每个服务员都要会用日语交流；到了2000年代，不论崇光还是莎莎，不仅售货员普通话流利，顾客中也几乎见不到几个说其他语言甚至粤语的人了。听旅游界的人士讲，不少就业前途不太好的一些新移民，抓住内地游客这一商机，大量进入导游业。这既是好事，也成了麻烦。好在解决了就业，特别是低端就业问题，麻烦是，他们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培训就上岗，还急着挣大钱，于是各种招数都使出来了。我们在报上常常见到的一些欺负游客的事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旅游业从业员的培训和旅游业管理跟不上需求，不仅害游客，更害了香港！
再谈谈什么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下市场选择带来的隐性转变。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一个专项调查，香港企业在中国内地的离岸投资于2013年产生的增值量，已超过香港当年的GDP总值。也就是说，香港资本在香港之外再造了一个香港。我们不知到底这部分GDP产生的利润有多少回到了香港来消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它们没有被计算在香港的人均GDP中，也不在人均收入中。从香港经济指标表现上看不到的这一巨大财富，也许是香港贫富悬殊的隐性原因之一。
也许，这可以帮我们解开一个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为什么香港经济貌似不好的情况下，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却往往天天爆满。那里通常是商人和讲本地话的80后、90后年轻人，他们开Tesla和BMW，是内地经济起飞制造的香港富二代。他们与在香港社会底层工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批蓝领与底层服务业白领，与住在新界北公屋的新移民，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的经济”（张五常、，及一些机构的排名）中另一个隐性的东西，就是税收的转嫁。香港的个人所得税（薪俸税）和企业所得税（利得税）都很低，分别是不高于15%和16.5%。而货品进出口除了极少数的烟酒一类限制品外，都是免税的。资金来往也是自由的，因此对投资者有吸引力。
低税率的政府靠什么养活自己、养活公务员，进行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维护开支？一个财政重要来源，就是卖地、地租，以及对已经卖出的土地使用权收取根据市场波动调节的物业租金——差饷。差饷是就房产物业征收的税项，是一种间接税。差饷是按照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再乘以一个百分率征收，该租值是假设物业在指定的估价依据日期空置出租时，估计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计算。目前的差饷征收率为5%。而差饷占目前政府收入的5%左右。
卖地与其他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包括地价收入、印花税（即物业买卖税）、差饷，还有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投资。从2015年的情况看（图二），仅地价收入和印花税两项，就占到政府整体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差饷，就达到30%以上。
香港特区政府的收入来源。图表来源：香港特区政府2014-15年度预算案http://www.budget.gov.hk/2014/chi/highlights.html
我为什么认为，作为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卖地是一种隐性的税收转嫁呢？因为其实，经由“地产商->商场业主->超市经营商”这一通道，差饷、地租、物业和地价的成本，都暗中转嫁到我们在超市买到的每一件产品上。剪个头发或看场电影的费用里，也都含有土地和物业的税金。香港为什么几个超级大企业都是地产商？我觉得，他们很早就看透了这个制度最脆弱的地方：这个收入来源靠土地的政府，必须继续很珍惜地把土地吊起来一点一点卖，并且绝不希望甚至某种程度上不容忍地价和物业价格向下走。这种依赖土地经营城市的方式，从香港蔓延中国内地很多城市，是利是弊见仁见智。
香港政府长期执行这种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后果，从经济结构上说，导致了香港与深圳如今进入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我在最近的一个会议的发言中指出，深圳与香港差别（不是差距）越来越大，是指这两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越来越不一样。深圳成功转型为一个以网络和电子科技为核心的制造业基地。相反，香港经济中仅有2.5%的制造业，主要是金器首饰、手表等传统高增值的产品，而九成以上的国民产值来自服务业，其中所谓高端服务业的金融占16%，贸易、运输与物流、旅游、商业与餐饮，多数都是中低端的。可以说，香港经济是以流通为本的服务型经济。科技产品的高附加值以及市场对像腾讯华为这类高科技公司的高估值，让我们一眼就看到深圳经济的成长性，以及在对比下香港经济的过气状。
当然，香港经济走到目前这种状态，完全归罪于积极不干预政策，并不恰当。我个人以为，还有几个原因也很关键，且常常不被人提及。
首先，是香港的重商传统。香港一百多年前开埠就是一个转口贸易门户。虽然香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靠加工工业（制衣、玩具、电子为主）+国际海运业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进入发达经济行列，但这些主要行业靠的是聪明地将廉价及勤劳的人力与现成技术结合，并以灵活应对市场的能力打入国际市场。那个阶段也诞生了个别高科技企业，比如当今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行业的集成和封装设备供应商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但总体上，香港在技术领域一直是跟随者和应用者。
最终，在本地经济中成长为巨头的，除了银行、地产，就是与贸易和流通（包括码头航运等）相关的企业，如和记黄埔和东方海外。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更让香港的制造业几乎全部北上珠三角，留在本地并获得长足发展和提高的，多是从金融到物流到贸易的各种生产者服务业，它们成就了今天香港的世界级金融中心、亚洲最大交通枢纽以及物流管理中心的地位。这其实是在更高的层次回归了当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香港”的使命——中国与外部实现贸易流通的商务门户。重商，才是香港骨子里的东西。
我1985年到香港读研究生的第一个月，就体会过港人那种经商感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我到一个街市去买个装杂物的红蓝白条子那种塑料袋，一个看上去只有5-6岁的小男孩在那里看摊儿，他看我望着吊挂着的袋子在犹豫，就开腔道：“老小（即广东话老板），赶海（‘当然是’）买大的啦，大个那个嘚滴嘎（更实惠啊）！”
重商文化，靠在国际贸易中提供增值服务来赚差价，从帮助买家选择实物产品，到后来经营股票证券服务，本质是逐渐向高阶形式的贸易走。
让我试试总结一下这重商在日常生活中都意味着什么：（1）不太重视学历，够用实用就好。所以香港人读博士的很少，但企业里精明高手很多；（2）精于买卖，市场敏感度高，同时有很好的遵守合同的习惯与原则；（3）非常习惯从客户角度思考问题，从客户得到增值服务的满意中获取回报。这几点，从无名卖菜阿婶的行为，到上市大公司的举动，都是一样的。
这种重商的倾向，与瑞士这个800万人口的欧洲小国非常不同。为什么要拿瑞士来比较？香港汇丰以前的一位总裁在香港回归时曾建议香港转型为亚洲的瑞士。近来又有深圳的文章认为，香港与瑞士和新加坡比较，输就输在缺少制造业。
不能不提的是，瑞士人和德国人一样，有一种工匠文化，他们那种对产品精益求精、从产品制造中寻求利益和乐趣的精神，逐渐形成一种本地或本民族的文化。我接触到的瑞士人动手能力极强。即便是一个跨国连锁企业的CEO，对具体业务流程中的每个细节也都了如指掌，可以上手做示范，而且以此为荣，代代相传。在香港，不论制衣厂老板还是打工者，有几个以这种工匠能力为荣代代相传的？相反，如我前面提到的看摊小童，一代传一代的经商者，到处都是，而且往往是从第一代卖东西的到第二代做金融证券的，伴随着香港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升级。
除了政府不干预政策与重商精神，第三个影响今天香港经济结构的，是人才与教育。政府不干预市场，不特别扶植任何行业，导致人才自然向着本地回报最高的行业集中。根据我在香港大学20多年的观察，1980年代到2000年代，香港最好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都集中到社会收入最高或最稳定的几个职业，它们是律师、医生（包括牙医）、金融业从业员和政府公务员。直到今天，当我们上课和判卷子时，还是可以看到，即便是地理系开的公共课，法律系和金融系的学生平均成绩也稳定地高出了其他人文或社会学科学生的成绩。
香港大学的牙科学系的学术排名高居世界榜首（根据2015年QS大学分学科排名榜），是全香港各个学科在世界排名中最高的。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专业学生中的精英，最后也往往被政府、银行或国际大公司吸走。
香港的大学开始重视研究以及高科技相关的教育，大约是在香港回归前后。回归前，特别是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前，香港的大学教育，就是为英国在这里实行统治的需要服务的。这里不需要搞研究，更不需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哪怕是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也是1980年代后期考虑到香港从出口加工业转型的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社会而设立。香港开始成批培养出自己的高新科技人才，基本上是回归以后的事。
但是，即便培养了一些科技人才，由于重商的结构，他们也未必能在本地做出成绩和大事业。不说不知道，今天成为世界无人机第一制造商的深圳大疆創新科技的创始人兼行政总裁汪滔，曾于2003年从华东师大退学，到港科大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创立了大疆创新。汪曾经说过：“假如我没有去香港，便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内地或者去了美国，也不会创立大疆创新。”然而，虽然实现他创新思想基础的是香港，但实现他理想的企业却设在了深圳。
这个案例，恰恰带出了我要提出的最后一点，就是香港地理位置和历史特殊性对其产业结构的影响。人们常拿香港与新加坡比较，因为两个都是所谓“city-state”。但事实上，新加坡早早摆脱英联邦、与马来亚闹翻而独立的时候，就奠定了它必须依靠其经济的独立，，。因此，新加坡李光耀那种政府主导式的企业型国家，在推进经济时，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以及自己经济在未来经济中的角色。
相反，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靠着自己做出口加工业辛辛苦苦拼出了四小龙地位；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成立深圳特区之后，突然间，一个靠在廉价劳动力在珠三角建厂经香港转口的挣钱机会冒了出来。香港与新加坡不同，并不存在对身旁这个世界潜在超级经济实体的戒心。中国内地对香港，既是市场和服务对象，又是转口贸易的货源地。而且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大陆的依赖，，，尽管从香港“本土”来看，它在当时失去了发展高科技的压力和动力。香港特区政府的科技促进局到今年才成立，比新加坡晚了整整十五年，就是事实。
附带说一说另外一个有得有失、，即2003年香港经济遭到“非典”打击之后推出的的自由行。
2002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游客占香港总游客量的41% （见图三）
香港“非典”前（2002年）的游客来源分布。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旅游局。
所谓自由行，是一个准许中国大陆居民以个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区旅游的计划，自2003年7月28日起推行。一般情况下，只要在计划范围内的城市，就可以透过简单的特别签证手续前往香港及澳门，期间最多可逗留一周。现时，49个中国大陆城市的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到访香港旅游。
以2014年香港的过夜旅客统计数据看，平均每一个内地游客在港的消费额达到7000多港元，高于大多数其他地区的游客。他们在年龄构成、职业构成方面，都与其他地区来的游客很相似，但在消费内容上差别极大。内地游客将不到三成的钱花在吃住上，七成以上的钱花在了买东西上，而国外游客通常将四成以上的钱用在住酒店方面，而在购物方面则是二至四成不等 (见图四)。
2014年香港过夜游客消费分类统计。资料来源：香港旅游统计简报。
今天，内地游客总量已达到每个月300万左右人次，占到每月410万游客总量的七成多。内地游客生意迅速膨胀，以及相应与众不同的消费方式，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经济发展正在失速的香港打了一支强心针，即便真正带来的GDP不一定很高，至少解决了很多技能不足人士的就业。但另一方面，从著名的奶粉限购政策到网上网下狂骂“蝗虫”的情况，处处反映出短期内不少本地人难以接受如此大量内地游客访港在切身感受上带来的种种冲击。
有内地经济学者指责香港限制每人只准带两罐奶粉，是对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市场的莫大讽刺。我倒是觉得，更讽刺的还有两件事。一个是为什么要到香港来买本来国内就有得卖的外国奶粉？难道不是因为那个市场有问题？另一个是如果真有纯粹的自由市场存在，为什么还限制自由行的人数？这说明，自由行政策本身，就是香港并非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的铁证。而今天天嚷着要加强对自由行控制的某些港人，同时也是在不同的场合天天说着彻底市场经济最完美的那些人，这不是一个更大的讽刺吗！当然，这讽刺对香港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是，自由行竟然激化了香港内部的冲突，恶化了陆港两地关系。
不论制造业全部转移到了珠三角甚至越南柬埔寨，还是每个月三百万的内地游客，都反复在证实着一个简单的事实：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外向依赖型的城市经济。香港不过是一个730万人口、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让这样一个城市活好，让香港市民活好，并不需要考虑重新构造什么“合理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不能少于百分之……)，但需要维护一个长期、多元的对外网络联接。近20年，这个联接越来越偏重于从与内地交往中获益，这似乎是必然的，但也正正因为如此，香港似乎正在不知不觉地忘记发展自己的国际能力。
到此为止，本篇已经很长了。讨论内容都集中在经济上，总体上就是从政策环境、历史演变、重商文化、人才教育、地理区位这几个方面，解释香港为什么形成了今天这种服务型的、脚步放慢了的经济体系。我将在下一篇里和大家聊聊我对香港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感受。：？最后，第四篇讨论香港的未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并继续关注！
对香港生活方面的感受
到过香港的内地人已经有很多，但除了买东西和观光，内地人对港人社会生活的了解其实很有限。很多没有到过香港的内地朋友，则更多地是从新闻媒体（最近多是非常负面或报道成非常负面的新闻），或港产片、电视剧中，得到一些印象。
在这里，我想聊聊在香港的生活感受，特别是那些与内地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让内地更多人对香港有不同角度的认知；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一些驻港的内地外派人员，从生活方式到日常接触的圈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港人隔离的。因而我希望，补充说明一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事,或了解得不清楚的地方，以减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误解。
网上的语言分隔
从哪儿聊起呢？这篇文章是在网上与大家见面，就从上网聊起吧！
港人常用的工具网站是Google 和YouTube；而社交网站，Facebook 显然是第一，还有香港高登、香港讨论区、Uwants；新闻门户网站包括雅虎、MSN、各报纸与电视台的官网，以及个别偏自由派的独立媒体，也少不了英文的主要新闻媒体如BBC，还有人关注筛选功能较强的交流网站比如reddit；购物网站，包括Groupon、淘宝，Amazon、Wish，以及实体店官网（如屈臣氏）。手机应用排第一位的，一定是WhatsApp，也有人用LINE和微信。
图1：香港一个比较受以广东话交流人士关注的新闻门户网站-香港高登
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因为港人与内地人根本不在使用同一个沟通平台！香港那些总体上使用英语+粤语的大律师议员们，基本上不会知道今天的微信比WhatsApp强很多，因为他们从来不用！如果注意到，不少港人用香港繁体字的粤语方言在网上沟通（我无法估计这样的人到底占多少百分比），就会明白其实纯用繁体粤语沟通的群体是个很小的圈子。同时，香港也有大量的人是直接用英文沟通的，包括我的很多本地同事和我们读中小学的子女，而这一部分人又基本不会看中文的网站（不论简体还是繁体）。但从网络上讲，这是一个极大的、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信息圈。这种局面形成了一个网上交流平台的语言分隔(language platform divide)。
切不可小看这种分隔带来的种种问题，因为它还与社会阶层有对应关系：纯粹用粤语和繁体中文沟通的平台，几乎是土生土长的下层社会的唯一平台，而且以女性偏多。他们不读英文也不看英文。反之，除非为了市场或者拉票，一些第一语言是英语的港人，也基本上不看纯粤语的平台。
在“网络公平” 的今天，互联网成为了“无权者充权”(Empowerment of thepowerless)的地方，一些小事都是从某条网上的讨论引发。而且网上的讨论往往比传媒的更“激”。我真想知道，整天关注和研究香港的某些内地机构，到底有没有人在看、在了解港人在Facebook和其他本地粤语网站上到底讨论着什么？他们是不同、非常不同的香港人！
谁是香港人？
在今天的香港，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特别是因为出现了所谓“本土派”的群体，而他们的首脑却在中国内地出生，其母亲也是内地来港的移民。梁在自己这个身份被揭出之前，口口声声说，反对让新移民“沟淡”了香港的利益，而身份被揭后，又改口要以是否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是否认同香港的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来界定谁是香港人（按照其“”的立场，这样的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蔡玉萍教授文章，他们2014年做的一个调查显示，接近六成五来港未满七年的内地移民，能说流利广东话。同一研究亦指出，随着居港时间增加，。也就是说，“香港人”从来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及想像。
其实，争议的核心是在香港身份的主观认同。作为普通市民的我，觉得只要你在香港取得了永久性居民身份，法律上就是一个中国香港特区的长期居民（就好像外地人有了北京户口）——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虽然我的看法很简单，但客观上，问题可以很复杂。比如，在香港居住的非华裔人士，中国内地背景、持有他国护照的人士，甚至已经移民香港的原中国大陆居民，不一定认同自己是港人——更关键的是，在一些本地出生和长大的港人的眼里，他们永远都不是港人。
这种看法的影响可以很深，导致情况很麻烦。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过去25年，在香港的金融中心所在地中环，越来越多的中层甚至高层的管理人员的第一语言是普通话。“中环是说普通话的”，不仅是香港年轻人的一句玩笑。据两个不同渠道的朋友说，在中资和外资背景的大行，最容易被录用的首先是内地有相当家庭背景的人士，然后是竞争力超强的内地留洋精英海龟，再后是拼其他各类洋爹土爹的人士，最后才是连李刚的儿子都不是的众本土青年精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超过10年，当这些非本土精英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在香港扎下根之后，他们是谁？
另有一句在当今香港年轻一代中流传的话，“中国不能没有香港，但可以没有香港人”。这种话语当中的“香港人”，应该没有包括这些非本土中产精英。这批不被香港人当香港人的新香港人，被看做是挤掉了“真”香港人的晋升机会。我们都不认同那些靠拼爹混饭吃的人，不管他或她是从中国内地还是外国来的，或是本地出生的。但对那些靠自己实力拼搏到大城市并愿意留下来做新香港人的年轻人，他们与那些到北上广、到纽约、伦敦、巴黎打拼的外地人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错，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可能更接近所谓“中环价值”（卖个关子，下篇再谈），虽然他们可能只会说英语和普通话。
第二个例子，是跨境婚姻带来的问题。2015年底，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联合提交给香港的一份报告披露，1997年香港回归后，共有87.9万名内地人到港定居，占香港730万人口的12%。即每8名香港居民中，就有1人来自内地。报告还称：“2014年，跨境婚姻占本地登记婚姻接近40%。”港男娶内地女性， 1990年代占到跨境婚姻数量的几乎100%，如今降到2014年的87%。这意味着两地经济情况逐渐接近，香港女嫁内地男的比例也在上升。这可真是中港融合的过程，而且也是一大批“新香港人”诞生的过程。
不过，绝对不能忽视这种融合在香港社会造成的一些新问题，如香港大学经济系王于渐教授2016年1月2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的文章《公屋户家庭破碎、贫穷及不满现状困境》所述：“2014年，全年56454宗婚姻之中，跨境婚姻占20698宗，其中（至少一名配偶）属再婚者占11839宗。1986至2014年跨境婚姻累计达680635宗，占期内整体婚姻数目的40.3%。1986至2014年，跨境再婚累计129927宗，占期内再婚总数46.2%。早年的跨境婚姻，多属香港单身、经济条件较低的年长男性从内地娶妻之类。单程证配额制之设，导致分隔两地的家庭团聚延误更久，在培育子女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最终得以团聚之后，又往往出现不少家庭问题，这些家庭大都居于偏远的公共屋邨”。而这些偏远公屋小区，“已渐成离婚家长与子女，以及再婚者与新移民两类住户的聚居之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这样一批低收入甚至基本靠补贴度日的单亲家庭（通常都是母亲与孩子）都同住在一个小区，会发生什么？这里长大的年轻一代在想什么？他们会如何理解和认识港中关系？
上面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例子，是香港深层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也是今后几十年香港都要天天面对的问题。香港社会内部与外部交流的问题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对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还有更多的讨论。
香港虽然什么倾向的传媒都有，在网上也可以任意发表个人看法，但事实上，真正中立客观反映深层问题的讨论并不吃香。因为，，还是传媒越来越无底线的商业倾向，关注的从来是观点鲜明、越极端越好的新闻与评论。但有时候，从一个平凡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让我讲一个这样的平凡故事吧！
警察、医院与菲佣
最近，警察成了内地新闻中的关键词。香港的警察也曾经有过很不光彩的一段：1973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就是揭发和清理以总警司葛柏为首的一伙警察重大贪污案的结果。40年过去了，港产片里的警察还是有英雄有狗熊，而现今真实世界中的香港警察又是什么样的？我这个奉公守法的小小百姓，很少有机会和警察打交道，每次打交道，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1980年代后期，某个傍晚我在港大教员宿舍区一带步行，被两个带枪的警察叫住查身份证，大概是穷学生从头到脚都像个偷渡客？
另一次更让我记忆犹新的，则是2013年的某个长周末的晚上。我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是外籍家庭助理XXXX的雇主王先生吗？我是香港警察。你家保姆因为身体不适，在她周末住所的厕所晕倒了。她的同宿舍伙伴打电话报警，我们来了救护车，正在把她送去医院的路上。你有时间直接来一下玛丽医院吗？”而半小时后，我在医院见到这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警察时，他已经把一切都处理好了：菲佣已安然无恙，安排好临时住院一个晚上，以便观察；警察小哥把菲佣的身份证、钱包等私人用品交给我，并给我看他本子上笔录的事发全过程的细节，包括谁什么时间报的警，当时厕所和宿舍的情况，现在还欠医院100元急诊挂号费，等等。一切交代清楚后把病人交给我照顾，他自己打电话叫了一个摩托警员来接他。离开时，我谢谢他，他笑笑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居然没背台词“是教导我这么做的”）。
这个真实的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它体现了这个社会在公共服务方面做到了什么水平。除了警察小哥的职业操守外，我还看到了我们交的税是如何花的：警车、警察、免费的救护车、医院就诊和免费的住院观察这一切公共服务，都是通过一个有菲律宾口音的报警电话、这位外来劳工的一张香港身份证就获得了。这些服务过程中没有出现歧视、耽搁和贿赂，是非常普通与平常的。
可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是什么确保了上述这个普通事件能正常地完成呢？它需要对警察进行长期的良好管理和培训，对急救过程进行合理安排，以及在何种方面需要政府补贴等问题上有成熟规定，并有按照这些规定执行的人。
老龄化，不只是人口
根据香港政府2015年公布的最新的人口推算（见图2），香港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占总人口的16%，在30年里翻一番，到2045年时的32%。香港从社会到政府到学界，都在积极讨论香港的老龄化问题。这个问题得到社会重视，绝不出奇，因为它涉及如何设计未来的社会养老体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如何建设更多的养老设施，如何吸引年轻的人才或鼓励生育，如何处理逐渐过剩的小学和那里的老师等等。内地存在类似问题，并且也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图2:香港未来人口特征（引自香港统计处《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表一）
不过，老龄化或高龄化的不仅是人口，还有楼宇。2016年底以前，香港约有11000幢楼宇，楼龄达到40年或以上。按屋宇署粗略估计，未來10年，全港达40年楼龄的楼宇将会按年递增约600幢。也就是说，届时应该有超过40万个单位楼龄太老，需要更新。另外一个关于公营房屋的统计显示（见图3），目前超过20年楼龄的公共屋邨(廉租屋)单位达到近38万个，占整体公屋的近一半，即大约六分之一的香港人住在这些开始上了年纪的房子里。
图3：香港按照楼龄划分的公屋单位数量分布 （2005-2015）（数据来源：香港房委会）
图4：香港鸭脷洲公共屋邨，1980年落成，共6幢，合计4300个住户单位。
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如此大比例在短时间内建设了大量公共房屋的城市。如何实现这方面的更新换代？未来如何处理公屋问题？这些都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不能出岔子，但又不是当前的热点——核心问题还没有暴露，已经暴露的问题，仅仅是电梯不行了，要换了。对于一个发达城市的政府，要关心整体竞争力，从“积极不干预”到“适度有为”，也更要关注民生。
与前面的经济篇不同，本篇通过零零散散的事件，谈及香港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平台隔离、就业、居住、香港人的认同问题等，肯定还是挂一漏万，但应该没有偏离开篇时候定下的目标，即为内地朋友更全面地了解香港做一个注脚。
聊香港，不能整天盯着经济。虽然我本科是学经济出身，但从北京到香港，我看明白了，政府的第一作用是确保社会正常运转，特别是城市级别的政府。什么是正常？看看民生。一个人均GDP五万美元水平的社会，一般百姓更关心的，是社会的公平、生活质量，包括环境、安全、教育质量的改善。，可能需要整个社会来确立一个共识，特别是在香港这样开放的社会中。关于这一点，、未来篇）里做一些讨论。
作者：王缉宪
来源：微信公众号：市政厅（shi-zhe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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